国殇墓园前所长：我在墓园见过当年的日本兵

一个人的房子，竟然还能看到当年战争的遗迹，采访毕世铣老人，这一点首先就令我们意外。作为国殇墓园管理所的前所长，他的身上有一种历史研究者的气息。家里一摞已经成形的册子上的总书名是：《寻找最后的远征军》，拿起来翻阅，主要是许多老兵、当事人的回忆，甚至包括部分日本老兵的回忆。

毕世铣的家，分老房、新房两截，腾冲的老房讲究三坊一照壁，但在他家看不出，“日本人当时来，拆了这老房做工事用了。”他指着残留的墙壁上，当年打仗留下的各式各样的弹孔说。

腾冲战役打响那年，毕世铣11岁，也和当地人在周围的群山上观战一个月，当时的情形经他说起来更戏剧化。“距县城3公里有个村，逃难百姓、当地农民都到那边的山上观战。白天打仗看不清，就选在晚上。那时大炮手榴弹一打开了，跟放焰火一样。观看的人多了，就有那卖香烟的、卖松瓜豆子的来做生意，还有人卖夜宵，热闹得像赶集。”观战的时候挂着汽灯，城里敌人以为那儿有情况，就朝汽灯开了三炮，大家赶紧把它收下。但因为并没打中，老百姓便自己分析：日寇怕是要完了，你看这炮弹都没力气了。于是第二天，照样挂起汽灯观战。

我问毕世铣老人，当时的百姓怎么知道远征军就一定能赢呢？他说：远征军炮火猛啊。势头在那儿，没有不赢的道理。老百姓心里都很兴奋，觉得自己很快就要回家了。攻打来凤山，毕世铣那会儿还在上学。有天放学，往来凤山上一看，那山顶上已升起我们的旗子。大家伙就把装书的书盒往天上一扔，欢呼一片。

当然，他也同样知道，这场战役打得艰难凶险。“从西门进城，城外远远都能闻到尸体的臭味。瓦片都烧红了，踩在上面，就像着了火一样。”

我们采访他，还想知道国殇墓园这些年的变迁。“解放初专门派了一位老人做守墓人，那些碑，‘文革’时才受到毁坏。但城里还有一个碑，被老百姓想办法保护下来了。就是参与打腾冲战役的198师碑。”“当时它处在县招待所里面，没那么显眼。职工便用泥巴把它糊起来，再刷个标语条幅：‘毛主席思想万岁’，就没人敢动了。”

做所长期间，毕世铣老人还遇到一件事。和烈士后人寻碑有关。1942年，日寇直逼怒江，国军紧急炸毁惠通桥，以阻击敌人。日军用橡皮艇渡江，情势危急，这时36师两个连紧急赶到，架起机枪阻击，把敌人彻底阻止在怒江天堑西岸。参与这场战役的有位杨应洪营长，后来战死在腾北，战友为他立碑，地点就在腾冲和顺镇益群中学旁边。“文革”一来，杨营长碑也难逃被毁命运。杨营长的儿子杨大理后来来寻碑，毕世铣老人带他来到和顺图书馆，正要开口向馆长打听，不想他已知道来意：不用找了，杨营长的碑就在我们这里。和顺图书馆，如何又拥有这块碑？原来，这之前，有一条路要铺，一位过路人看到铺路的基石中有一块碑，细一瞧，便说：不行啊，这是抗战烈士碑，怎么能拿来铺路呢？于是100块钱买下来，交到了和顺图书馆。“也算是给后人有了交代。”

国殇墓园要面对的，不仅是远征军的后人，还有日本人。日本人到国殇墓园做什么，说来是个棘手问题。因为它牵涉到中日关系。毕世铣把来这里的日本人归为三类：一种年龄比较大，声称是来请罪的。他们鞠躬，也从日本带来大米、酒和香，很虔诚地为远征军战士做祭奠。但这些人是少数。

第二种，他们既纪念远征军，也在墓园里的倭冢前默哀。他们属于中间派。

第三种则是不认罪，还偷偷把祭品祭献到倭冢背后。

对后两类，工作人员会严加防备。

参与过腾冲战役，后来活着的日本兵，最有名的是吉野孝公。当年他是那场战争中的卫生兵，侥幸逃出，被俘虏，后被遣送回国。晚年他写过一本回忆当时战争残酷情状的《腾越玉碎记》，国内译作《腾越覆灭记》。毕世铣回忆，他是在保山开会时见到了这位作者，后来他到墓园，忏悔罪行。“这是位厌战的鬼子兵。”

关于这位鬼子兵在日本的情况，毕世铣通过一位调查战争慰安妇的日本人西野馏美子了解到一些，吉野孝公在日本很沉默，老兵的活动很少参加。但每年9月14日(即腾冲收复日)，他都会把当年战友请到家中，一起念经。一直到死前，他一直坚持做这件事。

因为那场血与火的较量，在腾冲，你很少能听到采访者提到当年的日本兵，可以是毕先生这样的语气，并描述出这样的场景。整个滇西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日本人难以涉足的土地，直到今天，当日本人千方百计要取回战争遗骨时，他们还是只一个字：不。

历史的悲情，在这片土地，显得那么复杂而又沉郁，对此，你也只能理解，而无法再多说什么……

文字 孙小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