土耳其野心的虚妄历史与骨感现实

 　   中华新闻网：2026年9月中小学新学年开学之际，土耳其正式启用两套全新全国通用教材，分别是面向基础教育阶段的《哈坎和比尔盖的突厥世界之旅》和面向高中阶段的《突厥世界文化地图集》，顿时在许多国家社会引起了关注。

　　这两套教材公然将一大批主权国家领土划入其生造的所谓“突厥斯坦”和“统一突厥文明疆域”，覆盖面不仅囊括中亚五国、阿塞拜疆，还包括中国新疆、甘肃、青海等省区，俄罗斯西伯利亚大片领土，以及阿富汗、巴基斯坦等国。

　　一个区域中等国家，在其覆盖全国青少年教育的官方教材中公开宣示、灌输对两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这么多国家领土主权的觊觎，无论是当事国还是其它国家，都不可能不引起关注。

　　我从这条新闻中看到的，不仅有土耳其极端势力及其跟班膨胀的“泛突厥主义”野心，还有笼罩在土耳其未来前途命运之上日益浓重的阴影。须知，“泛突厥主义”狂热建立在对奥斯曼帝国“武功”的追忆与吹捧之上，但事实上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“武功”并没有他们臆想中的那样“辉煌”，即使其鼎盛时期，疆域面积也不及宋朝，人口和经济规模更是望尘莫及。

　　“泛伊斯兰主义”和“泛突厥主义”“双泛”思潮路线在萌芽之时，就遭到正面临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挑战、处于国运低谷的晚清中国痛击，奥斯曼土耳其在左宗棠大军收复新疆的凯歌声中陷入主权破产；尔后，“双泛”路线全面成为奥斯曼帝国国策，更是将其拖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漩涡而战败瓦解，执掌奥斯曼帝国大权、狂热推行“泛突厥主义”的恩维尔帕夏逃窜中亚，最终被苏联红军击毙。

　　今天，在“埃尔多安经济学”已然破灭的背景下，大幅度膨胀的“泛突厥”野心，又会将土耳其命运带向何方？

虚妄的“历史荣耀”

　　首先，从历史上疆域面积审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“武功”的成色。大致而言，鼎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由巴尔干、安纳托利亚、阿拉伯三大领地组成：

　　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地区，包括希腊、阿尔巴尼亚、保加利亚、塞尔维亚、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内，面积约88万平方公里；

　　安纳托利亚，面积约76万平方公里；

　　阿拉伯领地，包括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埃及、马格里布和阿拉伯半岛沿海地区，面积约75万平方公里；

　　三大区域合计，面积239万平方公里。

　　相比之下，宋朝版图在中国历史上南北统一中原王朝中最小，燕云十六州和安南都未收复，中国社会普遍视之为“弱宋”。但北宋领土面积仍然达到约280万平方公里，鼎盛时期奥斯曼帝国领土面积相当于北宋的85%；即使偏安江南的南宋，领土面积也有190万平方公里，相当于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领土面积的79%，大大超过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巴尔干、安纳托利亚、阿拉伯三大领地中任意两大领地面积之和。

　　同时，对宋明等中原王朝版图面积的计算是按照最严格标准进行的，即任用流官、设府、驻军、收税……奥斯曼土耳其等国外许多“帝国”则不是如此；如果按照同样标准衡量，宋朝等中原王朝疆域面积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优势还会进一步扩大。

　　在人口方面，奥斯曼帝国更是望尘莫及，其人数大体与宋朝户数相当。在公认的奥斯曼帝国最伟大苏丹苏莱曼一世当政期间(1520—1566年)，奥斯曼帝国人口约为1200万；16世纪末增长至2200万；1800年前后约为2500万，其中巴尔干半岛约有900万，安纳托利亚约有600万。相比之下，北宋(960—1127年)户数已逾2000多万，人口突破1亿；南宋在稳定时期户数1200多万，人口6000万左右。

　　而且，奥斯曼帝国人口远远少于宋朝，反映了其经济发展和治国理政水平低下。须知，埃及在罗马统治时期人口就曾达到800多万，但在18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统治下只有此数的1/3。直到1884年(清光绪十年)，埃及人口才在罗马统治结束之后首次回升突破800万关口。

“双泛”土耳其遭受左宗棠重击

　　再看“双泛”思潮路线萌芽时期奥斯曼土耳其与中国较量的结果。由于阿古柏伪政权与奥斯曼土耳其建立了宗藩关系，打奥斯曼土耳其国旗，由土耳其教官训练、指挥其军队，大量使用土耳其援助武器。左宗棠收复新疆之战，在相当意义上堪称“中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之战”。

　　当时，奥斯曼土耳其启动自强自救的“坦齐马特”(Tanzimat)改革，比中国洋务运动启动早了20年，其内外环境均大大优于中国清王朝。从鸦片战争前夕的1839年起，经历了近40年的境内基本稳定，总体上享受了那个“大争之世”难得的休养生息时期。中国则遭遇了天翻地覆的内外交织战乱打击：两次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、捻军起义、沙俄强占百万平方公里领土……就连雪域高原西藏，在此期间也先后遭遇两次外敌入侵。

　　在这样条件下的双方较量，结果如何？

　　在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凯歌声中，奥斯曼土耳其爆发毁灭性债务危机，深陷“主权破产”泥潭；

　　刘锦棠率部挺进乌鲁木齐之时，奥斯曼土耳其主权债务危机引爆伊斯坦布尔大动乱，承认、册封阿古柏伪政权并给予大笔援助的苏丹阿卜杜勒·阿齐兹遭废黜下台；

　　直至1881年(光绪七年)，左宗棠全歼阿古柏匪军、全面收复天山南北两路4年之后，奥斯曼土耳其方才完成债务重组。其代价是奥斯曼土耳其政府岁入的一大部分须交给公共债务委员会，包括盐和烟草的专营收入、保加利亚和东鲁米利亚(今保加利亚南部)岁贡、英国占领下的塞浦路斯政府财政盈余、一系列间接税和什一税收入，等等，用于偿付债务利息和本金，剩余部分才能交还给奥斯曼土耳其的国库。

　　左宗棠收复新疆与奥斯曼土耳其陷入债务危机同时发生，表明当时中国虽然处于远远不利的环境，但经济发展、政府体系与财政重组等成绩，均显著领先于奥斯曼土耳其，预示了在此后直至20世纪、21世纪的发展进程中两国截然不同的前途命运：

　　中国得以经受住此后的跌宕起伏、克服重重挑战而保持了国家领土主体完整，进而在国家复兴进程中跃居世界第一大工业国；地跨亚欧非三大洲的奥斯曼帝国则土崩瓦解，只是勉强保住了土耳其族人聚居的安纳托利亚区域大体完整，虽然依靠地理区位优势而成为区域强国和新兴工业化经济体，但宏观经济与社会震荡、军事政变交织的危机一再重演，即使想跃居区域第一强国也希望渺茫，更不用说跻身世界性超级大国了。